殷希彭：从医学博士到开国少将

  1942年夏，殷希彭、柯棣华、傅莱、江一真（从左至右）在白求恩卫生学校。

  他携笔从戎，从参加八路军到逝世，从来就没离开过军队卫生工作岗位，为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  3月18日至20日，在河北医科大学礼堂，上演了一出原创校史话剧《殷殷赤子心》。

  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，他放弃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，选择追随中国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故事，直至今日，仍令人钦佩。

  1900年，殷希彭出生于安国小营村一个没落地主家庭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殷希彭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选择，将来学习什么专业？

  那个时代，军阀混战、政治腐败，国家内忧外患，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寻找救国之策，殷希彭也不例外。他厌恶政治，痛恨军阀，本着治病救人、服务社会的初衷，20岁时，殷希彭考取了河北大学医学部（河北医科大学前身）。

  1926年，殷希彭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。次年，被学校派往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病理学教研室做研究生，师从川上渐教授。

  在四年的留学时间里，殷希彭埋头苦学，专注于自己的实验和研究，几乎放弃所有的休息。由于殷希彭勤奋刻苦，川上渐教授非常器重和欣赏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，他甚至把自己一块心爱的镀金怀表送给了殷希彭，以帮助他更好地掌握时间。

  1931年，殷希彭的博士论文《关于摘除受肺结核影响的横膈膜神经治疗的实验病理学研究》，通过教授团考核并通过答辩，获病理学博士学位。8月份，他完成学业后回到河大医学部任教。

  回国任教后，他创建了母校病理学学科，并担任教授。在教学之余，他多方收集教学资料和病理标本，开展科研活动。他每个月都从自己300元的月薪中拿出100元，用于学术研究与交流。他曾自费赴日本访问考察，并邀请老师川上渐前来进行学术交流。教学期间，他还编著了《病理学讲义》《病理学实用手册》等书籍。

  由于他教学成绩突出，科研成果卓著，为人处世公正，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，成为当时河北大学最有声望的教授之一。

  1937年7月7日，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。不久，平津沦陷。各级政府一片混乱，各级官员扔下百姓纷纷南逃。河北大学也被日军飞机轰炸，校园一片狼藉。

  此时，各大学都开始南迁，省政府官员也希望殷希彭一起走，并许诺南迁后让他当河北省教育厅厅长。但殷希彭以回老家安顿家眷为由拒绝南迁，并回到安国老家隐居起来。

  这时，冀中出现了形形的队伍，有领导的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，有来不及南撤的队伍，有当地自发形成的各色武装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土匪趁机扩充作乱。一时间，冀中地区乌烟瘴气。

  1938年3月，殷希彭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侄子回到村里，动员他的长子殷子刚参加八路军。

  殷希彭非常支持，他对只有18岁的儿子说：“当八路军抗日救国我不阻拦你。每个中国人都有救国责任。你虽然是十几岁的孩子，有这个志气我很高兴，不然留在家里还不是当亡国奴！我也不能留在家里当亡国奴。”

  1938年9月，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来到殷希彭家，动员他参加八路军。

  之前，张珍已经了解到殷希彭的政治倾向，但他觉得殷希彭是留学日本的知名教授，心中便暗暗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。没想到自己刚一开口，殷希彭便马上表达了参加八路军的意愿。

  张珍高兴地说：“你准备一下，过几天我派人带马来接你。”殷希彭却说：“马不要派，人不必来，准备好后，我自己准去。”

  他的行动带动了很多人。在他之后，河大医学部很多教授和学生都到冀中军区卫生部工作。

  在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内，保存着一个珍贵的医疗器械箱，这是国际战士白求恩临终前赠送给殷希彭的。

  1939年春，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，与殷希彭结识，他极为赏识殷希彭的才学，便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推荐了殷希彭。

  当年6月，殷希彭便被调到正在筹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（后改称白求恩卫生学校）任教，担任教务长，并教授组织学和病理学。

  从一个生活富裕的知名教授，到过着艰苦生活的八路军干部，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紧张的行军，常常让殷希彭夜不能寐。再加上生活艰苦，殷希彭身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，胃部经常疼痛难忍。1.78米身高的他消瘦到不到50公斤，但他从不要求任何一点特殊照顾，经常用手顶住自己的胃部忍着疼痛坚持工作。

  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创建时期，殷希彭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，成为学校杰出代表和首功者。

  在教学过程中，他综合各方面意见，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：学校教育的特点应该是“突出重点，适合对象”“按需施教，急用先学”“基础服务临床，临床服从战争”。

  他将军医培养期确定为一年半时间，即半年时间学习基础课，半年时间学习临床课，半年时间进行实习。除保留必要的基础课外，暂时不用的课程严加筛减，凡急需的东西不仅要讲，而且要讲深讲透，如火线抢救、包扎、止血、搬运、固定、防休克等，使学员理论上通，操作上精。

  正是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和教学实践，白求恩卫生学校走出了一条适应形势发展、适应环境条件、适应教学对象、适应部队需要的务实之路，使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了急需的知识。

 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，为提高教学质量，殷希彭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，自己动手改善教学设备，从无到有，逐步充实完善。

  到解放战争末期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设备已经有了可观的规模。其中，他领导和亲自绘制的病理、组织、解剖、细菌、眼科、外科等挂图225幅，自制解剖、生理、病理标本124件，收集中、英、日、德文参考书375册。

  特别是他所教授的组织学、病理学方面，拥有显微镜、病理切片机、千余张组织和病理切片等。

  他与白求恩一样富有绘画天才，他们的作品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典范。同学们称赞他写的教材像印刻的一样工整，他的绘图像美术作品一样精美。

  从学校教务长到副校长、校长，再到军区卫生部长，领导工作慢慢的变多，但殷希彭始终没脱离教学第一线，有些时候，他的授课任务比专职教员还要多。

  殷希彭学识渊博，对于卫生学校的授课能够说是轻而易举，然而他严格要求自己，常常夜以继日地认真备课、钻研教育学生的方式，能运用多种方法讲深讲透。学员们用“行云流水”“出神入化”来形容他的讲课艺术。

  从1939年9月开学至抗战胜利，白求恩卫生学校共毕业23期，包括军医高一期，军医一至十期，调剂一至五期，护士一至五期，还有妇产科班、在职老干部进修班，毕业生人数为1300余人，为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管理干部和专业方面技术干部，成为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。

  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外，殷希彭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加入中国。为此，他一直努力着。入伍前他一贯只搞学术，不问政治。入伍后，他自觉地开始有效学习革命理论，不仅读了的《论持久战》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等，还大量阅读马列著作。

  这一天，他和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，一同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加入中国。

  从参加八路军到逝世，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，殷希彭从来就没离开过军队卫生工作岗位，可以说，他既是我国军事医学教育的领导者、组织者，又是亲历其间的实践者，为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  解放战争开始后，人民由过去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运动战。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，殷希彭领导卫生部迅速组建了四所大型医院，接收从前线月，直属军区卫生部领导的大型医院有5所，总共拥有1.21万张床位，加上野战部队配属医院及各二级军区医院，全区收治能力达4万余人。

  他说：“仗越打越大，每次战役一打响，大批伤员下来。技术力量不足是当前卫生工作的突出矛盾，解决矛盾的办法是把技术力量适当地集中用到最急需的地方。就是要扩大手术队，在人员物资上加以充实，开展第一线救治工作，不能只在后方等病人。”

  于是，各医院和白求恩卫生学校抽调一部分外科专家和外科医生，充实到各个手术队，加强第一线救护力量。同时，各纵队、旅卫生部也都成立了手术队，使整个战伤救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  1954年5月，殷希彭就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，他提出了政治、军事、技术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。

  在他的支持下，第一军医大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航空医学系，由生理学教授陈定一任系主任，聘请苏联专家波波夫来校任教，主讲航空生理，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医学人才。同时，学校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防原子放射医学系，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放射医学毕业生。

  同时学校还调整了课程设置，在全体学生中增设战时卫生勤务和三防课程，使学校教育更加适应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

  1958年，殷希彭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，1963年2月升任院长。当时，军事医学科学院刚刚从上海迁入北京，面临诸多挑战。

  明确研究方向、选定研究重点、调整学科布局，殷希彭一上任便多方调研，反复论证，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，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能力得到迅速提升。

  期间，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在三防医学、航天医学、航海医学、营养学、流行病学等研究中取得突破。在这些研究中，殷希彭作为领导和专家，不但参与重点项目的筹划、论证和组织协调，还亲自参与了大量研究和试验工作。

  此外，他提出“军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，应用科学就具有任务性强、综合性大的特点”“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任务，就是研究解决国防建设中迫切地需要的问题，为部队提供所需要卫生技术措施。”

  6年后，他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发生癌变。作为一位病理学教授，殷希彭很清楚自己的病情。因此，手术出院后，他更加珍惜已经不多的上班时间，半年一次的定期复查被他一再推迟。

  1974年10月4日，殷希彭住院检查，结果为胃癌扩散，脑弥漫转移。此后病情不断恶化，时常出现昏迷状态。

  1974年12月5日2时45分，殷希彭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事医学工作岗位。

  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，殷希彭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者。在他的身上，有科学家求真务实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，有教育家仁爱为怀、甘于奉献的孺子牛精神，也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代员艰苦奋斗、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。

  殷希彭投身革命时，他的长子殷子刚参加了八路军，长女殷珍（原名殷紫艾）也参加了抗战工作。1942年五一大“扫荡”后，年仅15岁的次子殷子毅也参加了八路军。

  由于殷家多人参加抗日，遭到了日伪军的多次威胁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麻烦，殷希彭的父母和嫂子被迫分家另过，殷希彭的妻子携带幼子殷子烈逃离家乡，流落到博野、蠡县一带乞讨。

  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，殷子刚带领武工队夜袭阳泉车站时不幸牺牲。9月，殷子毅在神仙山反“扫荡”中牺牲。

  们安慰他，他说：“连丧二子，为父母者，要说心里不难过那是骗人的。请们放心，我能挺得住。国难之中，两个儿子为国捐躯，他们光荣，我也光荣。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”

  两个儿子牺牲的消息，殷希彭一直瞒着妻子，直到1949年5月，再也瞒不住了才向妻子从实道来，两位老人痛哭了一夜。

  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对子女给予任何特殊照顾。1946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首次面向社会招生，殷希彭的大女儿在家乡执教多年，她向父亲袒露进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、将来当一名军医的想法。当时，军区卫生部领导也考虑殷希彭两个儿子在抗战中牺牲，应该借此机会安排他的女儿。

  对此，殷希彭坚决反对。他说，正是为了适应战时需要，学校对这期军医班作出暂不招收女学员的决定，自己是军区卫生部长，如果在子女入学问题上不能以身作则、秉公办事，将造成很坏的影响。就这样，殷希彭秉公办事的作风，使殷珍错过了学习军医的机会。

  解放后他被调动过三次工作，每次他都坦诚地向组织说明自己的想法，请组织从更加有助于工作的角度考虑人选。

  1958年军委决定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转交地方，同年8月，殷希彭被调回北京等待组织重新安排工作。

  不久，组织经研究决定，准备请他到北京市担任副市长，负责科教、卫生工作。在征求他的意见时，殷希彭表示，自己对医学教育工作有一定经验，如果到北京市负责文教卫生工作，意味着要从教学转为行政管理，教育工作经验很难派上用场。如果自己的优势不能发挥，可能会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。况且自己刚到北京，对地方的情况也不熟悉，希望组织上能挑选比自己更合适的，去担任这项重要工作。

  后来，鉴于自己曾对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过一个月的考察研究，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刚由上海迁至北京，很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，殷希彭自荐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。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已有领导主持全面工作，殷希彭便自请担任副职。

  最终他的意见得到批准，1958年9月他被安排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，负责科研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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